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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云畢力格:“西藏蒙滿文檔案”里的中央與西藏

王淑 發布時間:2019-04-02 10:17:00來源: 中國西藏網

  中國西藏網訊 “藏族在中國、藏學在國外”,這是新中國成立乃至改革開放初期西方的一種說法。過去40年,藏學“西風壓倒東風”之勢逐漸扭轉,中國藏學研究在國際學術界的優勢地位正在顯現。

  2018年,大型叢書《西藏自治區檔案館館藏蒙滿文檔案精選》的出版,對于中國藏學研究大有裨益。可以說,這套叢書能夠出版,有一個人功不可沒,他就是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烏云畢力格。

  走進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館,步入烏云畢力格教授的辦公室,窗明幾凈,書香盈盈。書架、書桌上密密匝匝擺放著漢文、蒙古文、藏文、滿文、英文、德文、日文書籍。辦公室的一面墻上,掛著一幅皮革材質的成吉思汗畫像。旁邊的書架上,設有一個藏傳佛教佛龕。這位蒙古族學者,讓我們看到了不少蒙藏文化交融的痕跡。

  有著德國波恩大學留學經歷的烏云畢力格教授,與我們的交談,從對國外藏學研究的看法談起……


圖為烏云畢力格。攝影:王淑

  缺乏一手檔案文獻,國外藏學研究結論難免有偏差

  “國外的藏學研究,起步早,像圖齊那樣的老一輩意大利藏學家的研究,很有成就。可是,當時公開的藏文檔案資料相對欠缺,更別說蒙滿文檔案,最近幾年才整理出版。因此,國外藏學研究的一些觀點、結論是建立在傳世文獻基礎上的。”

  烏云畢力格教授指出,傳世文獻雖然也有藏文書寫的,具有全面、系統、連貫的特點,但有一個最主要的問題:傳世文獻中會貫穿作者個人的立場,在史料的取舍方面會有主觀性,甚至有潤色、杜撰的可能。

  他認為,檔案文獻不會有這樣的問題,它就是當時歷史的客觀記錄,是歷史的一部分,從歷史時期一直延續至今。國外的藏學研究沒有建立在具有說服力的第一手檔案資料上,結論上就會有偏差,這是不可否認的。有一些國外學者,出于自己的政治立場等因素,還發表過一些不符合歷史事實的觀點。現在,類似西藏自治區檔案館館藏蒙滿文檔案的公開發布,對于推動國內外藏學研究具有極大的積極意義。

  圖為大型叢書《西藏自治區檔案館館藏蒙滿文檔案精選①》(全套叢書共10本)。攝影:李元梅

  心系蒙藏關系研究,他的一篇文章緣何引起俞正聲作批示?

  “1987年,我的碩士畢業論文《關于和碩特汗廷》研究了明末清初蒙古人統治西藏的歷史,從那兒開始,我一直對明清時期的蒙藏關系問題比較感興趣。在德國波恩大學留學期間,我也做過其他方面的研究,但對這方面的關注從未放棄過。”

  后來,烏云畢力格來到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工作,學院主張“大國學”,不僅研究中原文明,也要研究少數民族的歷史文化。“我主要從事蒙古學和滿學研究,因此又開始了蒙藏關系問題的研究。當年我在做和碩特史研究的時候,就有一個體會:西藏應該有非常多元代以來蒙藏關系方面的史料古籍。上個世紀,由于各種原因,沒能去到西藏。近年來,隨著各方面條件的成熟,我開始著手去挖掘這方面的材料。”

  2014年2月,烏云畢力格教授在《光明日報》發表了一篇文章,名為《西藏自治區檔案館館藏蒙滿文檔案文書亟需整理和研究》,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看罷文章,作出重要批示,要求進一步加強西藏自治區檔案館館藏蒙滿文檔案整理研究和開發利用工作。

  中央統戰部、西藏自治區黨委、政府及國家檔案局對此高度重視,及時安排部署,很快成立了領導小組,召集相關專家組成了專家小組。西藏自治區檔案館也于2014年正式啟動《西藏自治區檔案館館藏蒙滿文檔案精選》大型影印叢書文化工程。

  “我們首先到西藏自治區檔案館調研,統計到底有多少檔案,緊接著是整理形成目錄,從而基本掌握了檔案收藏情況。”

  烏云畢力格教授介紹,西藏自治區檔案館館藏的元代檔案,為忽必烈時期到元順帝時期中央政府頒發給西藏地方的重要文書。

  清代的蒙滿文檔案非常豐富、系統、全面,時間跨度為清順治四年(1647年)到1908年,幾乎涵蓋了清朝入關到滅亡之間200多年的歷史。

  其中,滿文檔案雖然只有400多件,數量不算多,但意義重大。大部分為清朝中央政府頒給西藏地方的下行文書,主要是皇帝的詔令和敕書,如順治皇帝寫給四世班禪、五世達賴的文書原件,這些檔案直接說明清朝政府對西藏地方的有效管理。


圖為清政府駐藏大臣衙門舊址陳列館。攝影:李源

  300多件清朝駐藏大臣文書,為何要用蒙古文書寫?

  清朝在西藏最終實現的全面、直接而有效的統治,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不斷解決西藏內部出現的民族矛盾和政治危機之后逐步完成的。這其中,蒙古文還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烏云畢力格教授告訴我們:“西藏自治區檔案館藏的蒙文檔案數量很大,非常有意思。”這批蒙文檔案中,有一部分非常重要的檔案——駐藏大臣的文書,大約300多件,主要集中于清朝雍正、乾隆年間。

  “過去我們了解到的駐藏大臣文書,多為漢、藏文書寫,沒想到還有這么多的蒙古文文書。”駐藏大臣是清代中央政府派駐西藏的地方行政長官,常駐拉薩,管轄西藏的行政事務,體現了清朝中央政府對西藏地方的直接管轄。這批檔案中的記載,清楚、充分地證明了當時駐藏大臣是以什么樣的方式管理西藏。

  令我們不解的是,清代派駐西藏的駐藏大臣,寫的文書為什么不用滿文或藏文,而是蒙古文?

  烏云畢力格教授解釋,清朝初年,滿族并不信仰藏傳佛教,與西藏沒有太多直接的聯系,在努爾哈赤晚期至皇太極時期,主要是通過蒙古和碩特部間接地接觸西藏。

  1717 年至 1720年,準噶爾部首領策旺阿拉布坦派出六千精兵奇襲西藏,占領拉薩達三年之久。蒙古準噶爾部的入侵,終結了蒙古和碩特部在西藏 75 年的統治,給西藏造成嚴重的傷害。為消滅準噶爾軍人,清廷出兵進行平叛——這是清朝建國以來首次對藏用兵,史稱“驅準保藏”。

  “驅準保藏”之后,清朝中央政府調整西藏地方管理體制,取消了蒙古汗王掌政的做法,任用西藏人管理西藏,賜封西藏貴族頗羅鼐為郡王,協助駐藏大臣總理西藏地方事務,數位噶倫聯合掌政,欽差總理西藏事務,大臣監督施政。1727年派出駐藏大臣,1728年設立欽差總理西藏事務大臣衙門,駐藏大臣代表中央政府監理西藏地方事務,此舉不僅保障了清朝中央政府對西藏統治的直接有效,還使這種統治機制體制化和制度化。

  然而,西藏人大多不懂滿語,滿族人也不懂藏語,清朝中央便以蒙古語作為媒介,通過蒙古喇嘛與西藏溝通。因此,駐藏大臣與西藏地方官員、貴族、宗教人士是用蒙古語交流,駐藏大臣呈給中央的奏折、文書也用蒙古文書寫。

  圖為《西藏自治區檔案館館藏蒙滿文檔案精選①》中的八思巴字《也孫鐵木兒皇帝頒給朵甘類烏齊寺僧眾諭旨》。攝影:李元梅

  蒙古百姓與西藏高僧的書信,透露出他們怎樣的精神世界?

  西藏自治區檔案館館藏蒙滿文檔案中,有一部分蒙古地區官員、貴族、老百姓直接與西藏的達賴、班禪等高僧大德聯系的書信,有800多件,這些書信對反映歷史上的蒙藏關系有重要意義。

  “過去研究蒙藏關系,史料記載的多為蒙藏上層之間的聯系,體現不出蒙古族老百姓對西藏的態度、宗教信仰等。”烏云畢力格教授說:“這批檔案涉及到了現在的中國內蒙古自治區、蒙古國全境,以及俄羅斯境內的布里亞特共和國等區域生活的蒙古人,全面反映出當時蒙古人的宗教信仰和精神世界。”

  檔案中可見,蒙古地區無論貴族還是平民,都會根據自己的財力,虔誠地向西藏的高僧大德獻禮祈福。貴族可能會獻上幾百兩的白銀,百姓會以哈達、碎銀表達心意。他們有著各種各樣的訴求,家里孩子夭折的會來求子;家里老人去世了,會來乞求熬茶超度;家里有人生病的,會來請求念經祈福。


圖為18世紀《乾隆皇帝佛裝像唐卡(局部)》。圖片來源:故宮博物院官網


圖為清《乾隆皇帝大閱圖》軸,郎世寧繪。圖片來源:故宮博物院官網

  乾隆與頗羅鼐父子的往來文書,填補了哪些鮮為人知的歷史細節?

  烏云畢力格教授指出,西藏地方政府官員寫給中央的上行文書中,補充了很多重要的歷史細節。

  他舉例說,過去研究清代西藏貴族頗羅鼐的歷史,可供參考的有藏文版《頗羅鼐傳》,以及其他史料中的相關記載。在西藏自治區檔案館藏的檔案中,有20多件頗羅鼐寫給乾隆皇帝的書信,還有乾隆皇帝頒給他的敕書,過去沒有見到過,特別是蒙文書寫的。

  下行文書中,有關于清朝中央政府延請五世達賴喇嘛入京等方面的內容,是非常直觀的歷史物證。

  其中,有一道乾隆皇帝頒給頗羅鼐兒子珠爾默特那木札勒的圣旨,很有意思。珠爾默特那木札勒原本在青海和碩特部貴族中下聘了一位女子為妻,不知何因,這位女子不能嫁給他了,乾隆皇帝便在這道圣旨中稱:既然這樣,珠爾默特那木札勒可以娶這位女子的妹妹。

  烏云畢力格教授認為,這道圣旨說明了,清朝皇帝對西藏地方政府官員、貴族的情況非常了解,他們之間除了政務方面的聯系,還有對個人事務的關心,可見清朝中央與西藏地方之間關系之密切。

  烏云畢力格教授總結道,西藏自治區檔案館館藏的蒙滿文檔案,以原始的、一手的歷史細節記錄,再次客觀地證明了:歷史上,西藏就是祖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國西藏網 圖、文/王淑 李元梅 賈華加)

(責編: 胡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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